年届中年的罗梅君女士是来自德国的汉学家。她是为数不多的女汉学家之一，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。罗女士毕业于德国bocaum大学，获汉学博士学位，1978年起就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，目前是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唯一的汉学教授。罗女士与其他汉学家不同，她一直研究中国近现代史，特别是她的博士论文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，目前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在国内出版，其教授论文论述了北京地区的社会风俗的变迁，从社会史的角度而不是风俗学的角度对民俗进行的研究，这一论著目前已与中华书局商定在年内出版。不仅如此，罗女士还主编德国学界最主要的汉学杂志《中国社会与历史》，同时从1990年以来她还参与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课题研究，在这方面她参与收集了许多前苏联的国家档案，编辑出版了文件资料集，1997年我国出版的《共产国际、联共（布）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（1917－25）》（一、二）的许多内容就来自她所编辑的相关的资料集。作为德国的汉学家，罗女士与北大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她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，从70年代到80年代她都在北京大学学习过，所以谈起北大，她总是很激动。当谈及北大时，她认为北大与柏林自由大学很有些相通之处。这相通之处就是学生的批评态度。北大的学生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都会为了理想，为了社会的目标而进行批判，但她告诫学子们为了批判就必须掌握知识，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批判的武器，光靠激进的口号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。许多社会问题是要用理性的态度、冷静地解决的，不能一步登天。她提到，她观察北大从70年代到今天的发展，是很快地而且有对话，比70年代光喊口号强得多。她认为如果没有冷静的思想，北大发展到今天这样是不可能的。同样，如果大学只作政治运动的助推器而没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是不行的，这样的大学是没有发展前途的。
当谈及北大今后的发展时，罗女士说“我认为北大已经走了一条很好的路。它试图请许多学者到北大教学，给学生和教师以机会与外部世界接触，交流，从而发展他们自己，做他们自己的研究，进行良好的教学活动。”她又说“对学术性的问题和社会问题都进行充分的讨论，这对大学不仅是北大而且是全世界的大学都是很重要的。这是大学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。北大应该继续走这条道路来发展自己。”
当笔者提及学术研究时，罗女士谆谆说道：“我们应该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批评性。”她提到她们刚刚建立了批判性的汉学，即CriticalSinology。她认为无论研究什么学科，学者们都必须走出书斋，关注国家、社会问题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批判意识。北大在这方面有五四精神，这一精神必须发扬光大。
在访谈的最后，罗女士意味深长地展望道：“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是培养全面人才的大学，特别是每个大学都应该重视人文学教育，要让年轻人不但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，还要具有广阔的视野，关注世界上的社会问题，对解决这些问题负有高度的责任感。作为全面发展的人才，学子们不仅要关注学术发展而且要关注人生和社会。不仅如此，我崇尚和平发展，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应本着‘和平、竞争、合作’的精神来开展。”
采访结束了，但罗梅君女士那自信的微笑和沉稳的风度都告诉人们，她确实是个知天命年纪的学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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